经验表明，在许多社会矛盾产生以后，政府出面解决并不一定是最佳途径，因为许多纠纷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和内部管理问题，所以在网络行业治理中，应当充分发挥网络行业尤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
再启蒙的内容似应侧重于下述诸方面： 第一，法治意涵的非统一性。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代表着近现代以来两大不同的法治思潮或法治观念，而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则显示着近现代法治发展的内在张力。
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是一种为达到某种正确目标或实现某种正当目的而淡漠法律甚至超越法律规定的主张和态度。第五，法学理论界内部的智识屏障。第四，社会管理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屏障。这一层屏障不仅仅产生于两个社会群体掌握法治知识的能力的差异，而更主要产生于两者对法治知识汲取的不同偏向。在法治理论领域，它既体现为不同理论流派的法治主张及偏好和取向，也体现为不同学者对法治历史过程及现实状态的认知视角和分析框架。
其三，即使在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境中，也会因某些因素而使法律实施变得困难。这种对立可以从三个层面审视：其一，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与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容之处。在如此的客观政治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对超越政党的一种（可以称作为）超级政党的要求。
结果是，等于把实质理性和社会主义法律也等同于（实质）非理性类型。它代表的是现代理性化的治理，并因此而赋予其正当性。黄宗智，2014a，《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2001［2007］，上海书店出版社。首先，现行法律程序规定，在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劳动者必须先经过当地人社部下设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
事实是，在转型过程中，如此的多维和弹性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举措都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对最有效、最可持久的制度的探索，其未来的状态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亦见黄宗智，2016：20，脚注91） 如今的中国，因为正处于社会矛盾特多的转型过程之中，如果采纳美国式的对抗性纠纷处理制度，废弃中国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民间调解的古代传统以及行政调处的革命传统，而采纳美国事实上常常是小事化大的法律体系，其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
譬如，如今虽然已有较多综合大学设立了西式的法学院，与行政、政策、政治等领域截然分开，不同于较传统的政法大学（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西北、华东等政法大学），但政法的总体框架仍然充满活力与正当性，比较传统地紧密结合法律学（与法理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政治学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现今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弱点。黄宗智，2014b第3卷：第11，12，13章）。但在中国，西方未成年人法庭的功能是由警察机构（民国时期如此，如今更加如此）而不是法院来施行的，基本处于法院系统之外。
在中国的正义体系中，国家政策甚至可以指定某些争议是完全不可以告上法院的：譬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在国企抓大放小的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国家通过行政政策规定，法院不受理涉及职工与企业间关乎下岗、买断工龄、福利等的纠纷——它们必须由企业单位本身来处理。这也是美国监禁（比例）之所以特别高（每10万人中有693名监犯，在全球221个国家中排名第2。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第17条），一如法院不受理未经人社部仲裁的劳动争议。虽然如此，他的分析成功地突出了西方现代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即依赖形式逻辑（演绎逻辑），强调个人权利（相对国家权力）的维护，强调法律系统的形式化、程序化、独立化等。
但学界大多只关注到这个双重性质之中的一面。其二是对中国农村其他方面的社会实际的忽视。
本文论证，正是实质理性正义指向了一个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以及不同于现代西方正义体系的发展道路。更有学者借助于韦伯的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划分框架，争论如今的宪法不过是国家的 形式宪法，党章才是中国的实质宪法（白轲，2014。
（超级政党概念见汪晖，2014，尤见第70—71页）民国时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试图成为如此掌控国家权力和军队的超级政党。加州因此在2012年修改了其原来的三振出局法律。由此，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别，以为中国的宪法与其他国家的宪法性质也没有基本分别，因此导致不少提倡更完全地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宪法的学术建议。（五）合作社法 本文最后要讨论的实例是如今（2006年颁布，2007年开始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以上的实例中，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三权分立、法律至上的现代西方，法律仍然不可脱离其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来理解。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基本完全仿效了西方的（被认作为国际通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
本文不会试图进行全面的论述，而将集中于几个实例——公安行政部门对民间纠纷所做的调解、同部门对未成年犯法行为者所做的感化和教养改造、过去和如今的自首制度、社会保障局等行政部门在劳动法实施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近年的专业合作社法——来说明此中的原理，以它们为例来论证中国正义体系的弱点和优点，并借此来指出中国特色正义体系的发展和现代化方向和道路。虽然如此，如今党本身的依法治国战略性政策对党组织本身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孙谦，2013。
有的学者把共产党认作为（或希望其成为不过是）一个一般意义的组织／党派，因此把其定位为局限于其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特定职权（如思想领域、党内纪律、统战工作、领导军队等方面）的分析。但毋庸置疑，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承继、延续了传统的自首制度。
毋庸置疑，中国的非正式和半正式正义体系，大大减低了中国的诉讼频率（当然，也要考虑到中国在社会激烈变革中纠纷频率较高的因素），也是西方近几十年来的非诉讼纠纷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制度建设的重要典范。但当代中国的党（共产党）则被设定为人民意愿的代表，不仅超越政党政治以及行政，甚至超越于国家机器之上。
总的来说，中国正义体系整体的法理与现代西方的法理确实有一定的不同。在韦伯型的现代西方法律概念之中，法律是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部门，都须要遵循法律来办事，其中充满把法律建构为永久的以及普世的至高准绳的冲动。韩国为31.1，排行第29位。钟炜玲，未刊稿，《论我国劳动法适用范围——以半正规经济为例》（引用经作者允许）。
这个事实尤其存在于现有的制度下，与企业化农业不同，绝大多数真正的合作社根本无法向国家金融机构融资，因此只可能成为较小规模的组织。（三）政与法 上述关于正义体系整体的思想无疑渗透于人们日常的话语之中。
随后是与宪法序言相互呼应，但是详细得多的关于党的正当性的历史基础、其立国意识形态以及其后诸多修改和新内容（如三个代表）的总结叙述。而体系又比制度宽阔，因为它不仅包含法律条文和制度，也包含其实际运作。
但问题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这方面和东亚的日-韩-台相似，也和南亚的印度相似），绝大多数的农场如今仍然是几亩到几十亩规模的小农农场，而不是数百到数千亩的相对地多人少的西式、规模化、企业化的农场。）这可以说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传统，也可以说是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思维。
而且，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法院系统本身，都可以采用 半正式（未曾成为正式法律条文）的规定、指示、意见、说明、通知，乃至于地方上的法规等，来作为法院和政府部门可以参照的法律-政策。中国则是47.2，排行第114名，是倒数第27名。在前者之中，法律是以（演绎）逻辑来整合的，是一个不受外部权力干预的独立系统。在美国，法学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等学术领域是截然分开的，法学院和政治学系乃是不同的、分别的单位。
这是中华法系之所以应该被认作是一个实质主义的正义体系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如果把国家宪法中的序言与共产党党章的序言对照，立刻便会看到，上述的几句话显然是国家宪法对党章相对较长的序言的扼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
譬如，采用惩罚违反财产权利的各种具体行为来说明产权的含义：如非法侵占、盗卖（他人田宅）、虚（写价）钱、擅食（他人的）田园瓜果等，对每一种行为都制订了一定等级的刑罚。（三）自首法律中的政法结合 正如蒋正阳（2014）所说，中国传统的自首法律是从适当给予犯罪人悔改机会的道德理念出发的，可以据此减免刑罚，并允许亲属代首。
但是，无可置疑，国家的半法律、半行政措施在工伤赔偿层面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工伤赔偿的范围。袁松达，2013，《走向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载《中国法学》第2期，第5—17页。
